正文 第22节

    的曹雪芹的八十回善本来，加以推广，使之取代现在的通行本。这是很内行的意见，现引用于此，供国内专业“红学”家们参考。

    英中协会组织的一场演讲规模大了许多，一百多个座位坐满后，还有二十多位来宾始终站着听讲，令我非常感动。绝大多数金发碧眼的听众不懂中文，需要翻译，我转递信息的时间，等于只有上一场的一半；上一场的听众用不着从ab说起，这一场我可怎么用最简洁的话语，把他们引入对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神往虽经过很充分的准备，开讲时仍惴惴不安。结果却效果很好。这大半也倚赖荷兰出生的汉学家贺麦晓那流畅而生动的翻译。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话题翻译起来实在难上加难，一句“春梦随云散”，中c英文的修养都得很高才能随口道出而听众憬然。我在演讲中号召大家都去寻找一本龙之帝国，该书著者为英国人n，书的英文名字为dragnsiperialkgd，1874年由dugs出版社出版，黄色封面上有黄龙图案，大于32开小于16开，厚约3厘米，在该书第53页上，有关于曹雪芹偷听英国人腓立普与其父曹讲谈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被发现后遭责罚的内容。此书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前至少有两家图书馆收藏过，至少有三位过目者，其中一位还曾抄记过卡片，1982年此事曾在中国报刊上揭橥，但后来一直未能再找到该书，一些人对有过这本书产生了怀疑，寻找的热情也便消退至冰点。我以为有关这本书的信息不可能是伪造的。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等劫难，像这样的英文老书幸存的可能性确实接近于零。但英国的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说不定在哪个尘封的角落里就还静静地存在着它。这本书里的那段文字，也许还并不能使我们作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曾受到过莎士比亚戏剧影响的结论，但那至少是一段趣闻佳话，发动找书而且能坐实其事，必能增进一般英国人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兴趣。这场演讲后来的听众提问和我与听众的讨论也很热烈，而且那讨论一直延续到晚上的酒会，其中一个提问是：“红楼梦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影响究竟如何一些中国作家并不能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可是他们说起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作家作品却是西方的，这是为什么翻译西方文学的中国翻译家的文字，是否比红楼梦这样的母语原创文本，对某些中国当代写作者更具有潜在的影响力”这问题很尖锐，却很严肃，一时很难梳理出能使自己和别人都首肯的答案来。

    今夏的伦敦之行，令我兴奋，且欣喜尽管我的演讲只是两滴雨水，但能使英国听众多少尝到点曹雪芹与红楼梦那浩瀚海洋的滋味，吾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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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曹雪芹新传

    我也算是和西方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接触过的人，如果再算上学汉学的西方学生和不通汉学但热爱中国文化的西洋人，那交谈过的已不能算是一个小数目，以我个人的经验，他们对于我们自己推崇备至的c堪称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最高峰与集精华于一炉的红楼梦，大体总是表现出三点态度：一c他们当然都知道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c代表性，而且会告诉你，从他们的前辈起，就不仅重视而且动手翻译了这本中国古典名著，他们自己或通读过或至少是翻阅过译本；对于你同他们谈红楼梦，他们总是肃然而敬，很愿倾听。二c他们一般却又都坦率地告诉你，他们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部作品，仅就中国古典小说而言，他们更喜欢的可能是金瓶梅c水浒传c西游记；比如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他已将水浒传c西游记译为瑞典文，但并无翻译红楼梦的打算，他说瑞典的知识分子都能读英文或法文c德文的红楼梦，而一般只能读瑞典文书籍的瑞典人，你就是给他们译出红楼梦来他们恐怕也不能欣赏，说到底他个人对把红楼梦译成瑞典文缺乏充分的激赏以为动力。再如一位意大利女记者前不久对我说，她读红楼梦时，觉得那叙述实在繁琐难耐，她很虔诚地当作一桩加强东方文化修养的事来做，却只意识到“必要”而并无多少审美的快感，因此她宁愿通过看红楼梦电视剧的录像带来“速成”对红楼梦的了解；这令我联想起我对西班牙古典名著堂吉诃德的态度，尽管杨绛女士的译笔极佳，我也还是不能逐页细读这部名著的全译本，而更乐于看据其改编的电影乃至于芭蕾舞剧。三c当你问到中国的红楼梦在他们西方民间中的影响时，那回答就更会让你尴尬，他们往往会说，作为一般西方人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类书籍而言，也许排在最前面的是好逑传c肉蒲团和今古奇观c唐宋传奇c聊斋志异的选本，然后可能便是金瓶梅；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家他们可能一个也说不出来，非问，细想想，也许会有人说出施耐庵，说出蒲松龄，其至说出李渔他写的小说十二楼在西方早有译本，能说出曹雪芹的，必是凤毛麟角。

    西方人之难以进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恰恰说明了红楼梦在展示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度c深度c高度方面达到了何等峻伟的地步。的确，一个西方人如果能像一个普通的喜爱红楼梦的中国读者不必是“红学”家或大知识分子那样，比如说在读到第四十回中贾母畅谈“软烟罗”和“霞影纱”时，会感到津津有味，那么，他就真是跨入中国文化宫殿的内层了。可惜中c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最具中国文化底蕴的红楼梦，至今未能引出西方首先是汉学家们的巨大而执著的热情。我们都知道西方汉学界对学问抠得非常之细，比如对老子和道德经，其研究之多之琐之频，光看论著存目，便会目眩心惊。就是研究李渔的专著也很有几本；但有没有研究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专著呢在西方大学里教书或搞研究的华裔用中文写的另说，直接用西文写的，竟非常之少，写关于曹雪芹的专著，据有人查目，居然是零，倒是有位汉学家写过一本关于曹寅的专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自己，确实有必要专门写出至少一本给关心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看的介绍曹雪芹这位伟大的中国古典作家的书，现在外文出版社出了这样一本书，是他们特请从青春期起，即把自己的心血完全投入了对曹雪芹研究的艰难事业中，并至今钻研不倦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写成的曹雪芹新传。

    请周先生来写这本书，我以为并不是出版社的编辑在“红学”这里主要是其分支“曹学”的论争中，偏向于周先生的学术见解。其实无论请哪位“红学”家来操觚他们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学术见解而持一种“公论”。由于关于曹雪芹身世的纷争是如此之多，从曹家的祖籍究竟是丰润还是辽阳，他究竟是曹寅的孙子还是侄子，又究竟是曹颙的遗腹子还是曹的儿子，他究竟是哪年生的，在没在南京生活过，生活过多久，他究竟有没有科举的功名，是怎样的功名，他家在南京被抄没迁往北京后，缘何一度微苏后又成覆巢之卵，经历了家庭的更惨烈变故后他究竟如何谋生，他后来究竟有否回游江南之行，当没当过尹继善的幕僚一直到他究竟是1763年还是1764年逝去的，那位批书的脂砚斋究竟是谁，是相当于书中的那位史湘云的一位后来与他相依为命的女士，还是笔者的叔叔，或竟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等等，等等，任是谁来下笔，也不能炖出一锅“公论”，而必得端出自己的菜碟，至少他总得在几种主要的见解中拣出可认同者。周先生是极有学术个性的人，他也不可能跳出自己一贯的学术立场而去平等地罗列有关的材料与见解。但出版社请他出马来写这么一本书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就专攻“曹传”而言，周先生的学术观点或许不能为一些人“苟同”，而他的深入c认真c不断调整与修正认识到的差池的治学精神，却是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当然，其他的“红学”家也还可以写另外的这种角度的“曹传”。

    有谁曳杖过烟林2

    如果按西方罗兰巴特他们一派的观点，那作品一写成，作家也就“死”了，批评家要做的事，只是研究“本文”，管他是张三还是李四写的呢，为作者写传，简直完全多余。但对于西方汉学家来说，欲解读红楼梦的本文，那不仅不能绕过对作者的了解，而且，还必须迈进好几道门槛，才能登堂入室，初悟其妙。对于西方一般读者来说，很难想像，当他们拿到红楼梦的西文译本时，会完全不看译者所写的序引，完全不参照译者提供的附注，便能在本文中自由翱翔。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当代读者，完全抛开对红楼梦本文以外的必要信息的了解，恐怕也是难以进入那种独特的艺术世界和文化空间的。

    但为曹雪芹写传，关于他本人的资料之匮乏及互相抵牾，还不是惟一的困难，问题是如以他为圆心，则半径首先必须延及他的家族，而曹氏家族的福祸荣枯，又与清朝康c雍c乾三朝皇室的权力斗争息息相关，于是叙述的半径又要再延及相关的历史，这段历史的文化当然还是大中华汉唐文化的延续，可是又有其阶段性的特点，便是满族文化和汉文化的相激荡和相融合，于是又要再次延长半径，涉及那一代中国文人的总体生存方式c群体素质c心理定势与习尚c修养c趣味及他们的分流。这也还不是半径的顶端，因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c其终极追求的力度和向彼岸靠近的热诚这是许多西方人最感兴趣的金瓶梅所没有的，又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发展到那一阶段的有根之木c有花之果，于是写传者又把半径再伸向李贽c汤显祖等先贤及其思想。又由于红楼梦是中华古典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前人早就指出：“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爰书戏曲，以及对联扁额c酒令灯谜c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c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c栽种花草c养蓄禽鱼c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仙佛鬼怪c尼僧女道c娼妓优伶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宫闱仪制c庆吊盛衰事事皆全；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所以那半径又不能不随机抖动，涉及有关的话题。偏红楼梦又是一部并未完全竣工而且只传下八十回的残书，它并没有一个绝对无可争议的本文，推测其失传部分内容的主要根据又是脂砚评语，所以在半径的旋转中又不得不提及有关它的版本c脂批及程c高补入后四十回后竟得以公开化，“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的原因曹雪芹新传从曹雪芹这个“圆心”出发，不断伸出半径，辐射旋动，又不时由远点回缩“圆心”，浓化对曹雪芹思想c人格和艺术追求的皴染，导引读者层层迈进红楼梦一书以“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大情怀，以“沁芳”之笔，所营造出的远非一般“爱情悲剧”或“大家族黑幕”式的作品所能望其项背的艺术空间，读来却有深入浅出c丝丝入扣c云龙蟠舞c汁浓味醇之感。

    周汝昌先生1964年所出的曹雪芹和1980年所出的曹雪芹小传，基本上是纵向叙述的方法，这本曹雪芹新传取用了“画圆”的手法，围绕曹雪芹这个“圆心”画出了许多个同心圆，这虽很可能是面对外国汉学界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这些特殊读者，急中生智，逼出来的招数却构成了一大特色它不再仅是对一个中国文化巨人的描述，它成为了通过这位巨人将你吸入伟大的中国文化磁场的马蹄铁，而且，这样的写法，对于无“学术性前提”准备的中国读者，也颇有吸引力和教益。

    但画圆的风险在于，半径伸得越长，其圆周接触的未知面或混沌面争议面便越大，因而派生出的疑窦和讼案便可能越多。而周先生在把握笔法时，“稍稍运用上一点儿推想和文学手法”，为的是“使内容变得生动一些”，用心良苦，却犯了西方汉学家做学问的大忌。这些本拟显瑜之处，很可能倒成了他们眼中的瑕疵。第三十五章代曹雪芹拟的长歌，绝非即兴之作，凝聚着周先生多年来在曹雪芹精神世界里掘进的心得，因曹翁的满溢奇气胆魄的诗作除两个残句外竟毫无所传，为显现其大诗人本色，作传时这样延臂求髓，我很理解，也颇赞赏，但似宜于放在小传的增订本中，那不失为供读者参考以加深对传主理解的一种尝试，在这主要是对外的新传中，我以为恐怕不能为西方读者理解能读中文的亦未见得能品味，译成西文则更“隔”，甚或会伤及他们对此书学术价值的充分评估，所以不如不放。

    不知为什么，当我掩上曹雪芹新传的时候，心上总粘着曹雪芹好友张宜泉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的收句：“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不禁鼻酸。曹雪芹究竟是谁如梦如烟他本应像莎士比亚一样，成为全世界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耳熟能详并能进入其艺术世界的作家，却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c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强势入差，特别是他身世资料的极度匮乏，因而到目前为止，情形仍极不如人意。不错，红楼梦在国外已有二十余种文字的译本，英文的就有好几种，国际上也开过关于红楼梦的研讨会，“红学”已是超国境的一界，但相对而言，日本c东南亚c外籍华人中的“红学”家较多，在西方汉学界中，“红学”还远不是显学，“人到罕”c“有谁过”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无论红楼梦还是曹雪芹，都还没能进入西方教育的常识符号系列，一个西方大学生不知道这本书和这个人不会被认为“无知”，而如果问一个中国大学生莎士比亚是谁他说不知道，并且也举不出一个莎翁剧本的名字来，我们中国人自己就会奚落他“没常识”，他自己也会脸红。这种不平衡是令人遗憾甚至惆怅的。因之，挖掘爬梳新的史料，深化这方面的研讨，写出更多更好的面对内外不同层次的“曹传”，使曹雪芹的伟大与莎士比亚的伟大并帜于东西方所有有知者的脑海中，成为不争的常识，应是中国“红学”界不懈的使命

    讲述红楼梦的真故事1

    贺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

    我少年时代住在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的钱粮胡同。胡同东口外过了马路，当时有家书店。大约是1954年，我十二岁的时候，我从那家书店买了一本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拿回家中。那时家里经常“纵容”我买书，不过，我买回家的，大多是比如安徒生童话选铁木尔的伙伴前苏联儿童文学名家盖达尔的代表作一类的适合于我那种年龄阅读的书。以十二岁的年龄买回并阅读红楼梦新证，脱出自身来客观评议，实属咄咄怪事，且不足为训。但我确实兴致勃勃地买了它。我生在一个父母兄姊皆喜读喜谈红楼梦的家庭。父母对我的课外阅读是有所禁制的，比如我都满十八岁了，他们仍不赞成我觅金瓶梅一阅，哪怕是“洁本”。可是我十一岁时，他们便由我从他们书架上取下红楼梦去“瞎翻”。我在钱粮胡同口外那家书店见到厚厚的红楼梦新证时，其实连“新证”二字何意也弄不懂，从书架上抽出的起初，也只是觉得书前所附的“红楼梦人物想像图”很奇特，竟与我家所有的那种“护花主人”及“大某山民”的“增评补图”的版本上，由改琦所绘的那种绣像大异其趣。再稍微翻翻，便看到了书中关于贾赦的描写之所以“不通”，实在是由于贾政的原型，乃是贾赦原型的弟弟，过继到书中贾母原型这边，才成为了“荣国府”的老爷，他与贾母原无血缘关系，所以相互间才不仅冷淡，且时有紧张贾赦与贾母根本连过继关系全无，乃是另院别府的一家人，所以书中生把他们写成一家，才落下那么多“破绽”，等等，这些考证，使我恍若在读侦探小说，因此一时冲动，便将书买回了家。家里人起初责我“乱买书”，及至听我把“贾赦根本不是贾母儿子”等吹了一通，分别拿去翻阅了，这才不再怪罪我了。我提起这桩往事，似有夸耀自己早慧之嫌，但真实的情况是，我后来很长时间都并不能耐心把这本书读完，特别是“史料编年”部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红楼梦都只是保持着一种“朴素的爱好”，即使也翻阅一些关于“红学”的书籍，都只是“看热闹”，何谓“红学”，那实在是懵然茫然。

    四十三年前所买的那本红楼梦新证，现在竟还可在我的书橱中找到。只是前面少了封面插页与六面文字，后面亦少了几页与封底。这是家中与个人的藏书经历了太多的社会风雨与命途徙迁所致。现在面对着这本残头跛脚的红楼梦新证，我不仅对自己四十多年来的“爱红”史感慨万千，也不禁想到这半个世纪来，“红学”的炎凉浮沉。“红学”一度成为“显学”，甚至刮起过“龙卷风”，但其最显赫时，也往往变得离真正的学问远了；近些年“红学”似又相当地“边缘化”了，虽说这也许能使“红学”家们离真正的学问更近，更能得其真髓，却也派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红楼梦新证，当然也便要感谢其著者周汝昌先生。于我而言，这是一本启蒙的书。我至今仍不懂何以精细地界说“红学”的各个分支，更闹不清“红学”界几十年来的派别讼议c恩怨嫌隙，甚至我至今也无力对红楼梦新证作出理性的评析，但不是别的人别的书，而是周先生和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头一回知道并且信服：现在传印的红楼梦，后四十回是伪作，把曹雪芹与高鹗这两个名字并列为红楼梦的著者，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努力把曹雪芹所没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尽可能地探究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高鹗的胡编乱造，而接续着前八十回，尽可能地讲述出红楼梦的真故事来。

    20世纪80年代初，我买到了周先生增订过的红楼梦新证，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周先生当然有他删改旧著的道理，但我总觉得我十二岁时所买到的那本初版，有的文字其实是不必删改的。但我注意到，周先生在新版红楼梦新证中，将高鹗的续书，论证为了参与一个出自最高统治者策划的文化阴谋，而他的这一论点，引起了颇多的反对，不过，自那以后，周先生不仅不放弃自己的这一立论，而且移时愈坚，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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