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经过与诸多朋友多年的共同探讨与苦苦思考，经过大半年夜以继日的写作，这本书终于告一段落，可以写写后记，表达一下感激之情了。

    笔者首先要感谢“大观”学术小组的诸位学术同人，在八年多的时间里从各种学科、各种角度对笔者进行的高强度思想刺激。这个学术小组的缘起是2009年4月，几位学界前辈带领若干青年学者召开了一个学术会议，讨论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当时我们都叹服于科耶夫敏锐的时代感与深邃的思想力，其著作在现时的中国语境下对于我们的思考有着一种特殊的激发力。那次会议的开法与通常的学术会议截然不同，会后，每个参会者都感觉我们似乎隐约摸索到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机制，这种机制很可能会让我们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探讨获得一种全新的视野和方法。这种会议的新开法，是作为组织者的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在经历了几年的尝试之后摸索出来的。学界前辈刘吉老（上世纪90年代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作为世观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极力推动世观院要发现和扶持青年学人，世观院的诸位领导及工作人员也大力支持。这些都给了我们难得的机会，得以参与到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与创造过程中。

    有了第一次会议的成功尝试，之后我们便以每个季度一次深度学术会议的频度，进行持续的共同讨论与研究，期间陆续又有新的青年学术同人加入，大家相互砥砺，至今已八年有余。这八年多来我们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大观》辑刊上（这也是“大观”学术小组的名称由来），也散见在其他各种刊物与媒体上。我们从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出发，逐渐摸索到理解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的中国的思想框架，将其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国因加入世界秩序而崛起，世界秩序将因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的加入而被重新定义，而中国也将在此过程的精神自觉中被反向地重新定义。此一中国与世界互构、重塑的历史过程，便是中国对其世界历史民族命运的实践。感谢“大观”学术小组的同人们，让我能够在八年的思考后写下这段话，他们是：于向东、严搏非、刘苏里、高全喜、刘擎、邱立波、李永晶、王利、谈火生、李筠、泮伟江、吴征宇、昝涛、翟志勇、周林刚、谢怀筑、林国华、张笑宇、许小亮（以加入“大观”小组的时间先后为序）。

    笔者还要感谢许多经常与我进行各种学术探讨的师长以及朋友，笔者从他们那里受惠极丰，但人数实在太多，恕无法一一列举，想来各位师长及朋友也会见谅。

    笔者要感谢周志兴先生和他的《领导者》杂志。我的思考能够形成这本书，其最初的雏形是两篇对话体的文章《东北观天下》和《西北望长安》，周志兴先生不以其为浅陋，慨然应允发表在《领导者》，激发了笔者进行后续的写作。笔者也要感谢《文化纵横》杂志，我有许多相关的思考也曾经以简短文章的形式发表于此，引起过一些朋友的讨论，刺激我进行进一步的完善。笔者还要感谢好友盛立刚先生，他作为一位佛教徒的宽忍与认真，每每让我自愧不如，在笔者忙得不可开交之际，也正忙于照顾新生宝宝的立刚兄慨然允诺帮助笔者整理本书长长的参考文献目录，令笔者非常感激。

    笔者要感谢所供职的外交学院。学校的领导和同事们给了我非常宽松的环境，让我无须去费心什么职场政治，而能够静下心来完成这样一本著作。走笔至此，想起2014年，笔者曾在与老领导朱立群教授一起出差的时候，与她谈起我正在做的这个研究，她对此非常支持，并经常与我交流新的进展。如今，书卷方成，斯人已去，唯愿此书不会令朱立群教授失望，能告慰她在天之灵。

    笔者更要感谢我的太太，以及我的岳父母。此书动笔之际，女儿刚刚开始学步，待收笔之际，小女已能满地跑了。这个过程中，太太和岳父母完全纵容我做个甩手掌柜，不用做家务，不用带孩子；他们的辛苦甘劳才让我有足够的精力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五十多万字的书稿，这份亲情实难以回报，唯有感激。也要感谢我在老家的亲人，他们时时叮嘱我爱护身体，可惜我总是做得令人难以满意。

    最后，还要感谢本书的策划人范新先生。他在我几年前刚刚发表今天看来已显浅薄的《东北观天下》一文时，便关注到了我的相关思考，并向我约定，未来若能成书，他愿意协助出版。此后的数年中我们也持续着关于此书之构想的交流。如今，拙著终于面世了，其中也有着范新兄的一份心血。

    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了，一篇短短的后记无法道尽。唯望此书能够对得起大家的支持与期待。

    施展

    2017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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