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一章自绝于人民

    “陈永通！我知道你能说，你死汉子能说翻了身，你今儿个就把你刚才说的事情给我向大家说清楚了!如果这儿就是我一个人，你说我给你造谣，刚才你说的可这么多人都听着哪？这么多人都可以给你做证，你连病人得的什么病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给人瞧病啊！”

    陈永通本来也是个人物，如果不是人物，怎么能当保长啊？刚才还夸夸其谈说得风雨不透，他本觉得自己是满盘子满理，病自己确实是给人家瞧好啦，人家确实是自愿给了一斗二升小米，自己说出的这个名字又是那么不假思索和洽如其份，自己本是理直气壮的事。可被老先生刚才这一句话给弄懵了。骤然间，他就像一盆本来燃烧的火，劈头盖脑浇上了一盆水，又像是扎了钉子的车轱辘，立刻蔫了。

    坑是自己挖的，舌头是自己吐出来，自己怎么能从这个坑里跳出来，自己怎么能够把自己的舌头从人家嘴里拽出来，虽然过去自己当保长时有左右逢源的本事，虽然自己在“铡美案”的戏里当包老爷时，有驳倒陈士美、公主和国太的能耐，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他现在真的是一筹莫展了。

    伪保长陈永通哑口无言了好一阵子，治保主任又开了腔：“他不说，大家帮助帮助他!”

    四类分子们一个接一个发言了“永通啊，你就说说吧，这点事儿说完了也就完了。”“事情是怎么回事你就怎么说，别掖着、也别藏着。”

    实际上，他真没掖着，也真没藏着，人家真是给了他一斗二升小米，他也真把那个病给治好了，唯一他做错了的，就是那脱口而出的“阴护”，实际他说的“阴护”和四类分子副组长说的“”本有一字之差，可是这时，誰给你追究那一字之差哪？再说，他也没有资格和四类分子副组长掰扯那一字之差，再说，这个名字本也不是那个师父交给他的。他本不知道那“”究竟是何物，他只是隐隐约约的听人说过，他只知道这个是很洋的名字，用这个很洋的名儿，又那么不假思索的说出，足可以说明，他对这个病的了如指掌，他医道精熟了。可他不曾想过，在他旁边还坐着一个医道更高明的洋大夫，“”或瞒过所有的土老耄，可瞒不过那个医道高明的洋大夫。

    当过洋大夫的副组长，更正了伪保长的说话中的错误，他也在催促着伪保长“永通，说说吧，说说吧，说完了，事儿就完了。”

    我当时虽也在场，但并没有催促他，我知道他没法儿说。

    伪保长一言不发，一直沉默到十二点，谁“帮助”他，他也没有再发言。

    治保主任也困了，他声色剧烈地对伪保长和全体人员道：“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陈永通，你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了明天说，明天可别像今天这样挤牙膏，事儿是你干的，话是你说的，躲得了初一还能躲得了十五吗！”

    散会了，虽然已快一点了，但是我躺在炕上瞪着那黑乎乎的顶棚却久久不能入睡。

    我在替古人担优，“明天还要开会，开会自然是继续解决伪保长的问题，明天他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哪？对他在会上那驴唇不对马嘴的话语他将如何解释呢？”

    我真替他发愁。

    一天时间对于我来说是很快的过去了，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更是很快的过去了，我们又都来到了那户无儿无女的富农分子的家里，都到八点半了，还没有开会，因为缺了今天开会的那个主角儿——陈永通，治保主任毛燥了起来，吼道：“他的执派倒大起来啦啊？开会还得人去请！”他叫着四类分子那个正组长的名字，“韩殿坤！你找陈永通去！你问问他！是不是得用八抬大轿去抬他他才来哪！”

    韩殿坤唯唯诺诺的走了，不一刻，他又回来了，陈永通并没有跟他来，治保主任正欲发火，只见那韩殿坤低着头陪着笑脸，附在他耳边嘀嘀咕咕说了几句，只见治保主任的脸由亢愤变成了一种琢磨不透的神情，治保主任沉呤了片刻，恶恨恨的言道：“陈永通不接受改造！决心与人民为敌！在今天畏罪自杀了！”

    陈永通刚刚自杀，尸体还没有凉透哪。老婆子恨他，恨他活着的时候给全家人带来的耻辱，她没有掉一颗儿眼泪。这一天，对于陈永通过得太快了，太阳都快落了，他还没有想好晚上开会时应该说的话，他在他家那块儿不大的菜地走过来走过去，把地踩得像场儿一样了，昨天在会场上说的话今天该怎么向治保主任解释哪？天都黑了，老婆子呼唤着他；“你不说今天还要去开会吗？你怎么还不走啊？去晚喽又让人家熊你！”他岂不知道已到了开会的时候，他岂不知道开会去晚了人家要熊他，但是直到现在，他怎么也圆不上他昨天晚上说的那句话，他觉得他真没有路儿了，他从柜底下找来了盐卤罐子，狠了狠心，扬起脖子灌了下去，直挺挺的躺在了地上。

    几十年后，我跟人家提起这个事情，许多人说：“他心眼儿太小了。”我说：“不能说他心眼儿小，人要死时，这个决心是很难下的。

    也是在那一年，在临近的一个村子，那是个“坏分子”，他是个真正的“坏分子”一九四八年他十七岁，青春萌动，在庄稼地里碰到了一个干活儿的姑娘，他把姑娘强奸了，然后又杀人灭口了，这个受害人的家属和同村的乡亲虽义愤填胸，却无人给处理，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四清工作队进村，接了这个案子，四清工作队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个坏分子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四清工作队把他送进了公安局，因为他作案时还不满十八岁，又因为他是解放前做的案，没过多长时间，公安局把他放了出来，可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了，把他定成了坏分子，生产队哪儿活儿累，让他去干哪儿的活儿，生产队收了工，可他晚上还要去参加义务劳动，家里粮食断顿儿了，四个孩子像四个小鸟一样向他抻着脖子，他望着自己那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想到自己明天饿着肚子还要去上工，饿着的肚子活儿没法儿干哪，夜里去偷了生产队的白薯，让生产队“看青”的给逮住了，挨了，挨了，回家拿了根小绳，走到一棵柿子树下企图上吊，上吊前，他做了反复的思想斗争，“死还是不死，”他憎恨自己当初为什么杀了人；他又憎恨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去坦白，可是说什么也晚了，他眷恋自己的老婆孩子，可是老婆孩子需要吃的，而自己呢？没有吃的还得去干活，他前走是死，后退是死，他把柿子树下那片刚刨过白薯的熟土地都踩磁了，柿子树根儿下扔下了一堆没燃尽的烟头子，怎么也想不出来不死的办法，只能把脖子伸进那早挽好的绳子套里，他死了，他媳妇带着四个孩子嫁人了。

    人死时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除非是实在无路可走了。

    伪保长死的原因只是因为那一斗二升小米，和那句不能自圆其说的话，这在当代人看来是太不值当不值当了，可是在一个时代看着是狗趟荞麦的事，可是在另一个时代里却会被看成是十恶不赦比天还大的事。

    伪保长喝下了盐卤，用短暂的痛苦换来了永久的安逸，治保主任宣布了他“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

    陈永通究竟是条命，虽然他当过保长，但他当保长时，并未揭发出他有什么大的罪恶，虽然他要了人家一斗二升小米，和给他看过的病揞上了一个驴唇不对马嘴的名字。他虽然有错，但错的结果不至于非得去死。

    刚发生过的事情也许向人们警示了什么，治保主任虽然对我们这些依然那样横眉立目，但对于每个人交待的问题却不再像往常那样亦步亦趋，紧追不舍了，我以往异常纠结的事没有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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