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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章刘元允的晚年和他的子孙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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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半天国家大事,与本书无关的闲篇儿,说它无关就无关,说它有关就有关,人生活在这么一个大环境里,人的一生荣辱能与这大环境无关吗?

    那延庆城东临河村的刘元允,本可以作大官,他却没作上大官,他本可以发大财,他却没有发上大财。

    那刘元允自和那延庆州官达成了城下之盟,就再不能作他的买卖了。

    刘掌柜这年已经六十岁了。听说在宋朝,人到六十不死就得活埋。

    包老爷的母亲,那年已到了六十岁,包老爷是孝子,不忍把他母亲活活埋掉,每天上朝之前把他母亲藏起来,下朝后,又把他母亲放出来。一日早朝回来,包老爷闷闷不乐,母亲问包拯:“儿啊,是不是为‘娘’之事烦恼,如是这样,你就把老娘埋掉了吧。”包老爷起身言道:“请娘勿放宽心,绝不是为‘娘’之事烦恼。”

    老娘言道:“那是为何烦恼?”

    包老爷答道:“娘啊!现有五鼠大闹东京,有的甚至变成了人形大闹朝堂,朝野震惊,人心浮动,孩儿是为此事烦恼。”

    包老爷老娘言道:“这事不难治理,那老鼠怕猫,你到天庭把猫请来,老鼠自然灭掉。”

    人说宋朝时候,天底下并无猫,只有玉皇大帝哪儿有只御猫,包老爷是文曲星下界,梵香祷告,一会儿昏昏睡着,真魂出窍,上了天庭,见了玉皇大帝诉说人间烦恼,要求借天庭御猫一用,玉皇大帝批准,御猫缩在包老爷袖筒里,随包老爷来到人间,早朝之上,那五鼠又来捣乱,包老爷从袖筒撒出御猫,不一刻,把五只老鼠统统捉住吃掉,从此之后,朝堂太平,天下太平。

    天子大悦,问包老爷道:“你这猫从何而来?你怎知道老鼠怕猫?”包老爷如实说出,这一切都是他老娘告诉他的,天子问:“你娘有多大岁数了?”包老爷言:“下官犯有欺君之罪,不敢实话实说。”天子言:“你今日立了大功,寡人免你欺君之罪,你就实话实说吧。”包老爷言:“我老娘已经六十岁了,天子让埋掉,我没有埋掉,望天子饶恕下官。”天子听后脑瓜儿转了几个弯儿,想道,“人活到六十,虽然已经老了,但还不是一点用没有了。”遂重新下旨:“六十老人从此之后不准活埋。”从那时起,活到六十岁的老人就不再被活埋了。

    而那御猫,包老爷本来应了御帝,用完了就送还天庭,可他担心御猫送还了天庭,再闹五鼠、六鼠,就没把御猫送还天庭,把他留在了人间,自此之后,天下就有猫了,御猫没如约送还天庭,御猫怨恨包老爷,就整日骂包老爷,如你不信,等猫睡着了的时候,你趴在他的身边你听去吧,它准这样骂着哪:“许送不送,包老爷杂种!许送不送,包老爷杂种!”

    猫骂包老爷不把自己送还天庭,和人到六十不死就活埋这条法令,在中国是否真正施行过,谁也没有进行过真正考证,但人活到六十已经活了一圈,已到了暮年,干大事的年龄已经过了。

    刘元允回首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浮现于他的眼前,银子他没少挣,地他没少买,每一两银子、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他的滴滴心血啊!

    刘元允土地成片,孙男嫡女成群,吃也够吃了,花也够花了,买卖人家不让跑了,心一闲下来意志也就垮了,再让他跑那买卖,他也不想跑了。他看到那鞍韂嚼环和十几头骡子,跟那张三言道:“这些家什和牲口扔在家里也没用,你把他拿去,倒腾点儿小买卖吧,把昌平西山东山里头儿那些,核头、栗子、杏核子、大枣儿倒腾出去换几个钱,走着就比站着强!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挣了钱,你过年过节看看我,不看我,我也不争你。”

    这张三儿以后如何发展,究竟财运有多大,这就要看他的本事和造化了。

    刘掌柜,有五百亩地的产业,六个儿子,一个闺女,十个孙子五个孙女。儿子到时候得娶媳妇,闺女到时候得出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而这孙子一个个长大还要给他们娶媳妇,孙女一个个长大,还要给

    她们找主嫁人。

    那老哥儿六个和老姑奶奶本是挨肩的,一个比一个小三岁,他们的孩子这个跟那个能差多少呢?有一边儿大的,也有相差一两岁的,这就造成了刘家的喜事年年有,刘家的媳妇年年娶,人多了,那有一碗水端得都那么平呢?大房说二房娶媳妇彩礼给多了,三房又嫌自家的媳妇彩礼给得少,买来了布料,请来了裁缝,这屋的媳妇喜欢穿红的,而那屋的媳妇又喜欢穿绿的,厨房今天做了稀的,而有的人不喜欢吃稀的,想吃干的,厨房做了干的,而有的人又想吃稀的了。

    五百亩地是种黄豆还是种黑豆,是种高梁还是种老玉米,是该锄、该耪、该收,还是该割,大事小事都要向刘元允来请示,刘元允虽然不做买卖了,但是他的脑子并没闲下来,这样的生活又过了十二年,也就是到了一九零一年,闹过了义和团杀二毛子那年,刘掌柜已经七十二岁了,他有些支撑不住了,他累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分家是早晚的事,趁着自己还明白,把家分了吧,一是自己能歇歇心,二是省得自己死了以后因分家不公打架、升天、闹饥荒。

    刘掌柜有六处宅子,一个儿子分了一处,有五百亩地,一个儿子分了八十亩,剩下的二十亩他自己养老。

    在刘掌柜这诸多子孙中老大分了八十亩地,先后娶了两房媳妇,未得一子一女。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延续香火,只能抱养别人的孩子,或者过继同宗的孩子,按照规距,老大过继,就应该过继老二的,可老二家就哥儿两个,过继给人家一个,自己还剩哥儿一个,自家发孤,没有过继走。而老三家有弟兄五个,就从老三家过继了一个,这样的过继法儿不符合伦理,混顶了“穴道”得罪了上苍,使得老二家下一代出了个残疾人,老三家的当代出了个残疾人,这两个残疾人本都是无病无灾的,后来老三家的儿子“老三”因有病吃药而变成了哑吧,老二家的孙子年轻轻的冻掉了十个脚趾头。

    老三家有弟兄五个,过继出一个还剩四个,后来他们小哥们又分家,一人分了二十亩地,每人分了二十亩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哥儿四个到后来有生一个小子的,有生二个小子的,还有生五个小子的,二十亩地五个人分,一人分得四亩地,解放了,一九四九划成份,自然划成了贫农,而其他那儿几个“小哥儿们”们也有划成中农的,也有划成下中农的。

    刘掌柜家的老四是闺女,那么老五——按兄弟排行是“老四”按儿女大排行是老五。

    五爷生有二女一子,两个闺女出嫁,家里只剩下一个儿子,五爷家里人口轻巧,过日子勤奋,脑袋瓜儿又灵活,在原来得到的祖业产上,后来又发达了些,他是怎么发达的呢?

    一九零九年,詹天佑修通了京张铁路,在延庆州康庄设置了火车站,四里八乡有到康庄去坐火车的,从康庄下了火车有到四里八乡去的,这就需要运输工具,把上火车的和下火车的各运到他们想去的地方,那年月没有汽车,低档的运输工具是毛驴儿,高档的是“轿车子”所谓轿车子,就是前面一个马或骡子拉着一个有蓬子的车,这个蓬子在车上像个小屋子,四外有窗户,前面有门帘,是进出人的地方,车子能容纳两三个人,轿车子能遮风避雨挡日头,如果把那阵儿“驮脚”的毛驴儿比作现在趴活“摩的”,那么轿车子,就可以比作现在拉活儿的“桑塔娜”了,五爷家栓了两个轿车子,在康庄上下火车的旅客,有有钱的人,有钱的雇轿车子,图个舒坦、快捷;有没钱的,没钱的骑毛驴,风吹日晒,图个省钱。轿车子拉人价格贵,利润高,但是,不是什么人家都能栓得起和养得起这轿车子的,五爷家有实力栓轿车子,也有能力养轿车了,作作实实挣了几年的俏钱儿,前后又置了二十亩地,加上分家分的那八十亩地,就变成一百亩地了。

    家有一百亩地,不嫖不赌,不耍钱,不抽大烟,也能过上很富足和舒心的日子,可就在这个时候,皇上没了,当家的变成了民国政府,民国政府总是捋不顺家里的事儿,天下大乱,今天来了张大帅,明天来了阎老西,后天又来了国民军,今天你跟我打,明天我跟你打,后天,不知道谁跟谁又干起来

    了,打仗兵败如山倒,活的自己还顾不了自己,谁还顾得上那死的呢?战场没人打扫,枪支流落民间,这些捡到了枪的百姓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也想尝尝有钱人的滋味,杀人越货、绑票、砸明火,有了钱,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玩了。

    这些拢乱了正常社会秩序的现象,本来政府应该去约束,可此时的政府今儿个姓张,明儿个姓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跟这儿能呆上几天,谁还顾得上管那些鸡鸣狗盗的事情呢?干违法的事情没人去管,谁还愿意受苦受累去挣钱,自然铤而走险当土匪的越来越多。

    五爷就生活了在这么一个年代。家有一顷地,在延庆这个地方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土财主,如在太平年代,生活会过的很富足,可是在这个年代,除了缴来自各方面的摊派,今这个“大帮”来了绑票,明儿那个“老抢”来砸明伙,给这个大王刚凑够二百大洋把人赎了回来,明天又让那个大王给绑跑了。如你交不出大王们所需要的洋钱,就要割鼻子、削耳朵、剜眼睛,谁禁得住这么折腾啊!五爷禁不住这样的折腾于民国十二年死去了。

    五爷有一个儿子,他继承了他爹一百亩地的家产,也继承了这一百亩地带来的罪孽和忧患,他挨过了一劫又一劫,一次一次在土匪手里死里逃生,可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年底,如果不是他的耳朵伶俐,腿脚快,他早就死于非命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庐沟桥事变,八月,日本打到了延庆,找各村的村长摊派粮饷,而那时,谁家有钱,就让谁家当村长,五爷的儿子家地多,村里就让五爷的儿子当了村长,村长负责催粮催款。一次次催粮催款使百姓无法承受,百姓拿不出,村长家地多,让村长拿。一日清晨,只听得汪汪的狗叫,他预感大事不好,跳墙头跑了。

    他跑了,来的日本找副村长,副村长也拿不出钱粮,让日本兵一枪给挑死了。

    家里再也无法可住,可搬到哪里去住呢?

    五爷的儿子在康庄“拉脚”经常遇到那上下火车的生意人,他们说:“南口这几年,跟以前可大不一样了!”

    自从詹天佑修了京张铁路,在南口设了火车站,还建立了生产火车配件的工厂;维修火车头的机务段、货场,南口人口急剧增加,人口的增加刺激了商业的发达,有许多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的外地人在这个地方都混出了饭吃。五爷的独生子决定搬到南口去住。别瞧五爷是一个儿子,可他的儿子却有有四个儿子,老大是前妻所生,厚诚老实,已经成家,他让他在家打理那一百亩地,把剩下的那三个未成年的小儿子偷偷的接了出来,来到了南口,经人介绍住在马家大院,马家大院是南口西,十三里,兴隆口村姓马的产业,这位姓马的手里有几个闲钱,看到“南口”外来的人口增多,花了“无几”两钱在南口买了一块地,盖了有二十几间房,一间间租了出去。

    我记得一九五二年,我第一次住姥姥家,从姥姥家临河回来时,是五爷儿子的大儿子送的我们,他到南口,一是为送我们娘儿俩,二是为看望早年携带着他的三个弟弟跑出来的爹。他的爹,五爷的的儿子,是我姥爷的叔伯哥们。按叔伯哥们大排行我叫他九姥爷。

    九姥爷的四儿子我叫四舅,他可能刚刚结婚,还没有孩子,他(她)们住着马家大院儿一间屋子,屋子很小,可还有个大炕。送我们娘儿俩的大舅(九姥爷的大儿子)领我们娘儿俩见完了九姥爷,就把我们娘儿俩安置在四舅家,四舅家,猛然间增加了两个人,显得愈发憋屈,呆得时间长了,我受不了那憋屈,推门跑了出来,可我再想回去的时候,怎么也找不着自己家的门了,因为院子北边一大溜儿屋子,一间一隔断,一间一个门,每个门都是一样的。

    找不着自己家了,找不到自己妈了,我非常着急,可能是我喊了,也可能是我哭了,再可能是妈妈看我半天不回去出来找我了,反正是最后妈妈把我抱回去了。

    马家大院的房子是为外地到南口谋生的人预备的,五爷的儿子从延庆跑出来,带着三个儿子住进了马家大院,把三个儿子,通过熟人,托付给了三个买

    卖家,当了学徒,而留在家里的那个老大自己支应着那个家,说是家,也就是那一百亩地和老大那两口子人。

    一百亩地,仅凭九姥爷老大那两口子肯定弄不过来,弄不过来就租给了人家,解放时由于哥儿四个没有分家,一百亩地是个非常显赫的数字,五爷的大儿子家被定成了地主。

    六爷,生有两个儿子,而他的两个儿子老大生了三个儿子,老二生了四个儿子,老实巴交的种了几十年地,在这几十年里,无有大福大贵,也无大惊大险,到解放时,由于哥们多,人口多,且分了家,都落了个好成份。

    说到七爷,也就是“老爷儿”这一辈子娶过三房媳妇,还打了十多年光棍。

    老爷子活了八十多岁,在一九六零年吃食堂时还健在呢?老爷儿头一房夫人生有一女,二房夫人生有二子,三房夫人生有一女,老爷子有艳福,三房夫人长得都很漂亮,尤其是二房,高高的个头,白白净净的皮肤,由于娘长得漂亮,两个儿子长得也异常漂亮。

    老爷儿,生在了有皇帝的封建社会,经历了说是选举,又不是真正选举的总统统治的共和制的国家,而后来这个国家又步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上的人有谁真正有过这种经历呢?说是只有老爷儿也不为过,老爷儿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啊?

    由于老爷儿,是封建礼制约束出来的人,每年过年的时候,带领着他的儿孙们,都要跪在祖宗牌位前虔诚的祭奠祖宗,这个习惯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也没有更改。

    老爷儿在他爹的七个子女中是老小,自幼娇生惯养,大事小事有他的父亲和那么多哥哥去打理,造就了他身不担担,手不提篮的习性,成家以后,地里的事儿由伙计去干,家里的事儿由老婆去干。他穿的白洋布袜子从来不会有一个泥点儿,他穿的白纺绸裤褂不会有一个褶,他不知道钱来得如何不容易,他不会去省它,一次家里雇了打装修的木匠,老婆点燃了“快壶 ”把他叫来,嘱咐他看一会儿,他拿起了木匠刚刮好的窗户棂子放在“快壶”的火膛里,烧得差不多了,他又拿起了一根又放在火膛里,这样一直烧了好几根,干活的木匠憋不住劲了,说道:“东家啊,这是我费了挺大劲刮的做窗户的,您别烧它呀!”您猜不着老爷儿此时说了句什么话,老爷儿说道:“你这人才想不开呢?你到我这儿来一天,我给一天的工钱,来两天,我给两天工钱,来半个月我给你半个月工钱,烧两根窗户棂子,我都不着急,你着那门子急呢?”

    老爷儿一生不知节俭,日子过不去就卖几亩地,又由于他娶过三房媳妇,那房媳妇不破费点钱财,分家分到他头上的那八十亩地,到了后来,就没剩几亩了。可是什么人什么命,恰逢此时解放了,他们家被化成了贫农。“老爷儿”虽然自己不知节俭,但是他很注重教育,自己的儿孙们甭管书读得多读得少,都让他们读了书,解放了,到处缺少文化人,孩子大多有了工作,挣钱甭管多少,月月都拿着工资,老爷儿这个一家之主,这个给三块,那个给二块,老爷儿直到死,生活上没受过困苦,老爷儿舒舒服服的活了一辈子。

    我们这本书的重点说的是“二爷”,要说刘元允这六个儿子中,数老二志向大,自打分了家,摩拳擦掌想干一番事业,既然我父亲从无到有挣下了这五百亩地六处院子的产业,我为什么就不能呢?理想有了,就有了达到“目的”最基本的条件,但究竟能否实现,这就要看你命里有还是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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