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古代的哲学和宗教(2)

    这种说法，和《易系辞》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相合的。

    以上的话，用如今人的眼光看起来，荒唐极了。然而古代的社会现象，也无一不出乎此，即以政治论，万物的生成，都出于天；天上主化育的，就是五帝；王者代天宣化，所以有“感生”之说。《诗生民正义》引《五经异义》：“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案《诗》“履帝武敏歆”，郑笺：“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媒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于是遂有身，后则生子，是为后稷。”又《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笺：“玄鸟，也。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郑康成先学韩诗，笺诗多同韩义。感天而生，所以谓之天子。四序之运，成功者退，所以有“五德终始”之说。俞樾《达斋丛说》：五德更王，古有二说。《汉书·律历志》载《三统历》曰：唐火德，虞土德，夏金德，商水德，周木德，此一说也。《文选·齐安陆昭王碑》注引《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又一说也。秦自谓以水德王，此相胜之说。周火故秦水也。汉自谓以火德王，此相生之说，周木故汉火也。既有五德终始之说，一姓就不能终有天下，所以有“易姓革命”之说，革命的命，是指天命而言，所以王者之兴，有受命之说。受命是指符瑞而言。有一种符瑞出现，便是天命他做天子的证据。譬如“河图洛书”，就是符瑞的一种。详见《诗文王篇正义》。《孟子·万幸篇》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予不能以天下与人。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把天心和民意，打成一撅，荒怪之说，一扫而空，高则高矣，然而是儒家的学说，不是古代的事实。王者的治天下，全是奉行天意，所以治定之后，要封禅以告成功。《白虎通·封禅篇》：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天也。所以王者的治天下，是对于天而负责任；既然是对于天而负责任，对于人自然是不负责任的了。这是从大处说的，若要逐一仔细说起来，就千言万语也不能尽。读者诸君，请把惠氏栋的《明堂大道录》看一遍，就可以知道古代一切政治和宗教的关系了。因为明堂是中国最早一个神秘的东西，一切宗教上的崇拜，都在这里头，一切政治，都在这里头施行，一切学术，也都发源于此的。此外一切现象，古人也没有不把宗教去解释他的。看《白虎通》的《五行篇》，就可以明白。

    第二节文字的起源和变迁缘起，变迁，统一，古文，（大c小）篆，隶。韵语——字典——六书。

    中国文字的起源，已见第三章第一节。据《正义》，则“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后世圣人”，是黄帝c尧c舜。再看许慎《说文解字序》说：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则文字起于黄帝，殆无疑义。象形衍声问题。然而《尚书·伪孔传叙》说：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伪孔传》原是不足论的书，他要说“伏牺c神农c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c颛顼c高辛c唐c虞之书，谓之《五典》”所以不得不说伏牺时有文字。然而这所谓《三坟》c《五典》，也是杜撰的。《左传》昭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注“皆古书名”。《伪孔传》根据于王肃，杜预和王肃，是互相依附的（见丁晏《尚书余论》），尚且只说“皆古书名”；此外《正义》所引诸说，无一和《伪孔传叙》相同的；故知此说定是杜撰。所以此说原不足论，然而《正义》申他的话，却颇可注意。《正义》说：

    《尚书纬》及《考经谶》，皆云三皇无文字，又班固c马融c郑玄c王肃诸儒，皆以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案《伪孔传》虽根据王肃，然辗转相传，至东晋时才出现。又未必尽肃之旧，所以又有异同的地方。又苍颉造书，出于《世本》，苍颉岂伏牺时乎？且《系辞》云：黄帝c尧c舜，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是后世圣人即黄帝c尧c舜，何得为伏牺哉？不同者，其苍颉则说者不同。故《世本》云：苍颉作书，司马迁c班固c韦诞c宋衷c傅玄，皆云苍颉黄帝之史官也。崔瑗c曹植c蔡邕c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农c黄帝之间。谯周云，在炎帝之世。卫氏云：当在庖牺c苍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牺之前。张揖云：苍颉为帝王，生于禅通之纪。《广雅》曰：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则大率一纪二十七万六千年；十纪者，禅通，九也。如揖此言，则苍颉在获麟前二十七万六千余年。又依《易纬通卦验》，燧人在伏牺前。表计寘其刻曰，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郑玄注云：刻，谓刻石而记识之。又《韩诗外传》称古封泰山禅梁甫者万余人，仲尼观焉，不能尽识。又《管子书》称管仲对齐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二而已。是文字在伏牺之前，已自久远，何怪伏牺而有书契乎。

    义疏强中传说，本不足论。所引崔瑗之说，要破司马迁之说，也未必有力。就使崔瑗之说是真的，古人同名号的很多（譬如尧的时候有共工，伏羲c神农之间，还有霸九州的共工），安知古时候有个“王者”的仓颉，黄帝时候不再有个做史官的仓颉呢？然而说伏牺以前，久有文字，这话却未可一笔抹杀。用科学的眼光看起来，天下断无突然发生的事情，说前此都是结绳，仓颉一个人，“见鸟兽蹄迒之迹”，突然创造文字，也不合理。所以我说：文字断不是一人造的；从黄帝以前，必已发生很久；不过书传传说，都说是起于黄帝时代，苍颉是黄帝的史官，史官是管记事的，是用文字的，就都说文字是他所造罢了。

    然则书传传说，为什么要说文字起于黄帝时代呢？按《易系辞》说：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则书契之用，是到黄帝时才广的，以前不过仍用之于“升封刻石”等事。所以大家都说书契是起于黄帝时了。

    《说文解字叙》又说：

    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各本无此六字，段玉裁注本，依《左传》宣十五年《正义》补。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案封于泰山者七十二代，——这句话原不必真，然而照古人的意思说起来，自多在黄帝以前；许慎的意思，也来必有异；照此处文义看起来，却像这七十二代，就在三王五帝之世似的；这是古人文法疏略，不可以辞害意。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闻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依《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许慎的《说文解字叙》，向来讲“文字的历史”的，都根据他。我却有点疑心，为什么呢？（一）既然说“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为什么“保氏六书”，却有这样的整齐？（二）从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之后，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杨雄的《训纂篇》，班固的《十三章》，贾鲂的《滂喜篇》，都是整句韵语，《凡将》七言：《急就》前多三言，后多七言；其余都是四言。这一条根据段氏《说文解字注序》，可参看原书。一体相承，体例没有改变。既然保氏时代，就有很整齐的六书，为什么许慎以前，没一个人想到，照《说文》的体例，依字形分部编一部字书？整句韵语，是文字为用未广，学问靠口耳相传时代的东西。《仓损》c《爰历》，正合这种体裁，所以汉朝尉律试学僮“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见《许叙》），籀就是背诵（从段氏说），可见当时教学僮，都是如此的。若照《周礼》保氏教国子以六书的说法，是教小孩子的，不用《三字经》c《千字文》，反用《康熙字典》一类的字书了，哪有此理。（三）许慎说“及孔子书《六经》，左丘明作《春秋传》，皆以古文”。这句话的根据就在他下文。所谓“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c《尚书》c《春秋》c《论语》c《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他又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案他上文说秦朝时候，明说“而古文由此绝矣”，终西汉一朝，并没提起古文。到王莽时的六书，才有所谓“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则古文是根据壁中书，奇字想就是根据山川鼎彝的。然而现在《说文》一书中，所存“古文”“奇字”，实属寥寥无几，果使所谓古文者不过如此，和小篆算得什么异同？后世“于山川得鼎彝”一类的事情很多（研究他的人就是小学中的金石一派），所载的文字，分明和许书不尽相合。（四）而且六书的说法，仅见于《汉书·艺文志》，许慎《说文解字叙》，和《周礼》保氏注引先郑的说法，此外都没有。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及，难道周代相传的掌故，西汉时代没有一个人晓得么？所以我疑心：

    六书的说法，是本来没有的。这种说法，是汉代的人，把古人的文字，就字形上来研究所得的结果。并不是周代保氏，就有这种说法。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并不是从战国时代起的。中国的文字，战国以前本来是大体相同，而各国都有小异的。直到秦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才统一，说“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则大体相合可知。“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是从七国时代起，他无证据，只有《周礼》上大行人“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令，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可以做周室盛时，言语不异声，文字不异形的证据。然而这句话，除《周礼》以外，也是他无证据的。既然六书的说法，是汉末的人研究所得的结果；那么，从此以前，中国的文字是绝无条理的。不过有《苍颉》c《爰历》一类的书，像后世的《三字经》c《千字文》一般。给人家念熟了记牢了罢了，像后世《康熙字典》一类的书都是没有的。这么说，就可以见得中国的文字，是迫于需用渐次增加，并不是有一个人（像苍颉c史籀等）按了一定的条理系统，把他创造或改良的。难我的人要说：既然是逐渐发达，何以所有的宇，分明能把六书来驾驭他；何以能这般有条有理呢？那么，我要请问，后世造俗字的人很多，所造的字，也分明能把六书来统驭他，难道他们是通“六书义例”的么。

    以上的说法，似乎奇创，然而其中似乎也有点道理，请“好学深思之士”想一想。

    程邈是中国一个改良字体的大家，他所改定的隶书，到如今还沿用他。真书和隶书，算不得什么变迁。然而这个人事迹不详。只据《说文》的《叙》，知道他是下杜人。《说文叙》说王莽时的六书：“三曰篆书。即秦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这句话当在“四日左书，即秦隶书”之下。看《段注》就可以明白。卫垣《四体书势》：“小篆，或曰：下士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前一说，想又是因说文的错简而致误的。

    至于作书的器具，古人所用的，有竹木两种：木的唤做“牍”，《说文》：牍，书板也。唤做“版”，《管子·霸形篇》注：方，版牍也。又唤做“方”。《仪礼·聘礼》注：方，版也。板长一尺，《玉海》。所以又唤做“尺牍”。小的唤做“札”，《汉书·郊祀志》注：札，木简之薄小者也。也唤做“牒”，《说文》：牒，札也。札，牒也。大的唤做“椠”，椠长三尺。《释名》。方而有八角，有六面或八面可写的，唤做“觚”，又唤做“稜”。颜师古《急就篇》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史记·酷吏列传》注：觚，八棱有隅者。刻木以记事谓之“契”。《汉书·古今人表》注：契，刻木以记事也。把他分做两半，则或唤做“契”，或唤做“券”。《曲礼》：“献粟者执右契。”《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公常执左券”，则左半唤做券，右半唤做契。然亦是“对文则别，散文则通”的。竹的唤做“简”，又唤做“策”。《仪礼·既夕》注疏：编连为策，不连为简。案这也是对文则别，散文则通的。也有用帛的，则谓之“缣素”。见《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注。编连起来是用“韦”《一切经音义》十四引《字林》：韦，柔皮也。所以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写字是用笔蘸漆，书于简牍。《物原》：虞舜造笔，以漆书于竹简。写错了，就用刀削去，所以“刀笔”连称，又说“笔则笔，削则削”，《汉书·礼乐志》：“削则削，笔则笔。”注：“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笔者，谓有所增益，以笔就而书也。”《曲礼》疏：“削，书刀也。”则削简牍的刀，亦可以唤做削。这种写字的法子，是很繁难的。所以古代的文化，发达得很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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