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4章 稷下盛会(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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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君臣c父子即使有上下的关系,也不是单向的权威,孟子讲:君臣有义,君仁臣忠;父子有亲,父慈子孝。
夫妇也是如此:夫妇有义,夫义妻听。这是《礼记》的话,夫妇之间是双向的,丈夫有义,妻子听从。
而夫妻之纲与父子c君臣之纲又有不同,因为夫和妇是处在同一辈份的,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不同,即“夫妇有别”。
通常,丈夫属于阳刚,主进c主生发,故承担了家主的责任。但是,丈夫处于家主的决策位置,对妻子要讲情c讲敬c讲义,不能像君对臣,或父对子那样,以上对下的态度,这就是把自己的位置往上移了,把自己当成“君”或“父”,这就过了,在夫妻的关系上首先失了分寸。
须知,父子之纲是讲慈孝,君臣之纲是讲忠义,夫妻之纲是讲情义——丈夫将自己的位置摆得高高在上,又怎么谈夫妻之情呢,相处又怎么能“和”呢?更糟糕的是,这还会影响到儿子。因为你对妻子的轻贱,会让儿子也轻贱母亲。“孝”是对双亲的,人伦中最重要的“孝”道之一,首先就被父亲破坏了而不自知。
台下的气氛凝肃起来。
名可秀道,《易》告诉我们,事物之间是相互有影响的,子女对母亲的孝心受到影响,难道不会影响到对父亲的孝吗?有些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平时意识不到,但在遭遇到事情的时候,这种潜意识很可能就冒出来了,成为不孝的肇端。
名可秀道,诸位想一想,那些夫妇相敬的家庭,是不是比较和谐,出现不孝的子女很少?
再想一想,若听说哪家子女不孝,去察一察他们的父母,他们夫妇的相处之道,是不是丈夫比较高高在上,而母亲的地位很低?
如果父亲经常在母亲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c颐指气使的样子,耳濡目染之下,儿子可能会养成傲慢,女儿可能养成怯懦——这也是夫妇相处对子女产生的影响。
这个时代的家庭不像卫希颜想象中的明清时代那样,外院和内院的分得很清楚,通常大宋家庭内的兄弟姊妹在十五岁之前都是经常碰面的,因为庶子庶女都是记在嫡母名下,妾是不能养子女的,所以早上向嫡母请安和同屋朝食都会碰面。一般讲规矩的家庭,一个月中父亲至少要有一半时间歇在妻子房里,而不能在妾房里,所以儿女们早上请安和朝食时看到父亲和嫡母在一起比较多,他们之间如何相处,对儿女影响是很大的。
台上台下的很多人都不由回想自己的父母平时是如何相处的,有的流露出庆幸的表情,有的则眼中有沉晦之色。学者们也在反思平日与妻子的相处,当然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
名可秀又道,从阴阳来讲,阳极过刚,必折;阴极过柔,无骨。
作丈夫的,如果在家主位置上表现得过刚,处处以自己为主,听不进妻子的意见,或者不屑于听妻子的意见,久之就会使夫妻之间疏远,妻子也不会再提出她的意见,作丈夫的就成了“独夫”了。
作妻子的,若一味柔顺服从,对丈夫不好的作为不制止,夫妇之间也会可能越走越远,甚至因为丈夫的行为不当,而给自己或家中招来祸事。
有句话叫“妻贤夫祸少”,这是很有道理的。譬如官员家庭,妻子贤德,不贪钱,不占小便宜,那些不法之徒就无法走“后宅”的路子,官员也不会被廉政台请去喝茶了。
殿内响起笑声。
“廉政台请去喝茶”,这是对涉嫌贪污受贿的官员被廉政官员拘捕调查的委婉说法。因为廉政台通常会上杯清茶给涉嫌的官员,要求他们“清楚交待,坦白从宽”。后来请去廉政台喝茶就成了一种代称,百姓们拍手叫好,官员们闻之悚然。
有很多为官清白的官员就是因为妻儿不肖被连累得丢了官帽子,一生清白还染上了污点,后悔不迭。这就是因为没有“齐家”而陷身的例子。
名可秀道,夫妇之间是要互相帮助的,包括品德上,妻不贤,夫就要教,不是无视。无视就是直接不射箭了,那还怎么有希望“中靶”呢?也不是对妻子一通喝骂。喝骂也成,但要“发而中节”呀,没有砍到竹节上,那就白骂了,下次照犯不误;或者手段更隐蔽些,让作丈夫的察觉不出来。
或许有人要讲了,妻不贤,那休妻啊。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休妻也要讲“七出”啊: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离亲,窃盗。不犯“七出”不能休妻。
那就和离吧。
但和离后,你能确定续娶的妻子就比以前的贤了?如果你的品德才望不够好,好人家为什么要把贤德的女儿嫁给你当继妻啊?
名可秀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原因,因为继妻的地位是比原配低的,祭祀的时候牌位也是摆在原配后面的。一般来讲,有出身的嫡女都不会当人继妻——除非是再嫁的。
名可秀又讲,何况,休妻就是与妻家彻底决裂了,对夫家名声也不好——俗话讲,一个巴掌拍不响,谁知道是不是你夫家的问题呢,再者若有儿女,还有儿女的遗患。
所以夫妇相处要讲“中庸”,因为中庸讲“修道之谓教”,不贤那就要教而改之。你能有耐心教孩子,教下属,怎么就没耐心教妻子呢?那可是与你相伴一生的人。愚不可教的毕竟是少数。
名可秀又讲,“妻贤夫祸少”还有另一种含义,是指妻子能够阻止丈夫的不当行为,避免为家中招祸。如果妻子只讲柔顺c听从丈夫,这个时候就不是“发而中节”了,发而过柔啊,顺从过分了,失了“中”。如果丈夫刚愎自用,不听劝阻,那就“纲”得过分了,失了“中”。发而不中节,久之必出问题,轻则夫妻失和,小家不宁,重则造成大家庭不安,更严重的,招来外面祸端。
反过来讲呢,“夫贤妻祸少”,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都不是圣人,不是先贤那样的大智者,怎么能事事都正确呢?做君主的要讲“兼听则明”,做家主的同样如此啊。一个小家中,还有什么比夫妇更亲近的吗?最能看清你缺失的,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因为朝夕相处啊,一月能隐藏,那一年能隐藏吗?十年能隐藏吗?夫妇是要共同进步,祸福与共的,相处不和,怎么进步呢?遇到困难事,又怎么同舟共济呢?
丈夫们大多希望妻子柔顺。但是,阴极过柔,易弱。如果家中遭了变难,妻子如何丈与夫共度困难呢?甚而更糟糕的是,丈夫撒手先去了,儿女尚幼,妻子过于柔弱,如何撑得起这个家?——改嫁?那也可以。但娘家出身若不好,只怕改嫁也找不到好夫家。有貎?以色侍人岂得长久?再者,若夫家兄弟不善,或夫家的家境穷困,遗下的儿女又怎么办?
所以,夫妇首先是做人。做“人”来讲,就是一撇一捺,一阴一阳,阴阳中而合之,站立起来,才能成为人。这就意味着做人要中庸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刚强者要有阴柔,阴柔者要有刚强,过度了,那就折了,或者弯了,或者断了。
夫妇就是二人,如果将一个小家比喻成一个“人”,这个人要站立起来,那就得左右腿平衡啊,不然这个家就斜了,是跛的,这怎么前进呢?走不快啊,有个拖后腿的。或者走着走着,就塌了。这日子过不好了,因为失了中和嘛。
故曰,夫妇之道如中庸,要各有各的分寸,阳刚和阴柔都不能过,过了,刚柔不能相济,这夫妇俩就不是“好合”了。
《中庸》讲:“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妻子好合,就是夫妇之间。琴瑟合鸣,就是合奏,讲的是夫妇相处如合音的旋律,如同琴跟瑟的合奏,还要有锣鼓相合,合音要和谐。丈夫这具琴的音调过高了,那不行;妻子这架瑟的音调过低了,那也不行,合奏不好那如鼓什么?——要么是独奏,夫妇等于是一个人过的日子,这不叫“好合”,这叫单飞——众人哄笑——要么就是如鼓铁片,夫妇争着比高音,吵得不得了。——众人大笑。
讲到这里,想起军中有句话,叫“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为什么呢?因为猪队友专坑自己人。战场上最怕这种猪队友,要么扯后腿,要么动摇军心士气。放在家庭生活中也一样,夫妇那就是一生的队友,休戚与共,如果不小心结了个“猪队友”,那可糟了,没法甩脱呀。
众人哄笑。
为什么朝廷越来越重视兴办女学?因为男女,夫妇呀——治国先从齐家起,为了大宋千万家庭中少出现一些无才无德的愚妇,害夫害子。
听说,现在有人在宣扬“女子无才就是德”,这种人应该拉出来批斗,所有丈夫的公敌——这是要你们未来的妻子成为“猪队友”啊!——有学子拍掌大笑——或者你们希望以后自己的儿子娶个“猪队友”?——大笑,哄然答:不想!
卫希颜也笑了,乜了一眼皇帝,那眼神分明是“陛下可别养出一个猪公主”。
皇帝眼角抽了下,瞪了这位国师一眼,“嘉国是国师的学生,你这位山长太不关心了吧?”
皇帝的长女嘉国公主,年初满三岁,刚刚进入朱雀。
卫希颜的脸皮厚,子弹都打不穿,神色一点不动地赞扬,“陛下真是天下好父亲的榜样。”
皇帝陛下扭过头去:不跟没脸皮的说话。
便听殿堂内名可秀清越的声音道:什么是夫为妻纲呢?就是各司其职,互相敬重。夫为一家之主。家主,要能正身成为标柱。家主,要明事讲道理。家主,对妻要以诚相待,尊重c关怀c鼓励。家主,治家需要包容体谅,要以和为贵。一家之主做到了这些,才是齐家的根本。在家庭中,夫妻能同甘共苦,能同修同福,这个家才能和谐兴旺。此谓夫为妻纲。
台下学子咋舌起来,这个“夫纲”可真不好当啊。
名可秀讲道,处在何等位置,就要负起何等责任。父何以为子纲呢?父亲要承担起子的成长和品德教育,是儿子效仿的方向。君何以为臣纲呢?君要立仁立德。纲不是这么好当的。
古义说,‘纲’是提网的总绳,‘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纲’是负总领之责。若空有其位而担不起责任,一提这纲绳就断了,于是网散了c乱了,国不成国,家不成家。
所以,“夫为妻纲”这个“纲”,是责任,是担当。家主不是一个空名头,要让一家人吃饱穿暖,不挨饿受冻,这是一个家主的基本责任;同时,还要在品德上成为一家人效仿的榜样。
可能有人讲,那我们还要修心养性,读书,做文章啊,都花在经济上了怎么成?如果是官员,有薪俸养家,但想过上丰裕的日子,又不能靠贪污受贿的,中阶以下官员估计只靠薪俸是成的——现在的官宦家庭是怎么做的呢?多数靠妻子来打理田产铺业。这要取决于妻子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那丈夫就要辛苦点了,培养个能干的忠仆来打理。估计很多丈夫不乐意,还是妻子更值得信任吧。
一些学者暗自点头:那是当然的,再忠的仆也不如有个贤惠能干的妻子呀。
那些出身于经济比较宽裕的大家庭的学者,当然不愁吃穿,大家庭每月公中都有分配用度,从银钱到薪炭c衣料等等,但要日子得过宽裕,只靠公中还是不行的,还是要经营田庄铺业,这些多半都是靠妻子打理。学者们忙着做学问,是不屑于打理这些银钱俗务的;身为官员的则要忙公务,还有同僚交际,没精力打理这些;至于本身就有经济事务的学者,比如开书局c办报纸的学者,家有田产商铺也是要交给妻子打理的,不然占去太多精力,怎么做学问呢?这个时代,有地位可不是讲有钱,学者是讲学问水平,官员是讲做官的声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家庭经济状况都好,还有很多学者过着领“文俸”的日子,比如书院的夫子,报社的主编等。但无论何种经济状况的家庭,除非妻子太过柔弱,或者只知享福没有操持家务之能,或者性情寡薄不招丈夫喜欢的这些之外,大多数学者的家庭中,妻子都是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是,那些有能力置田产和铺子的学者家庭中,有一半都是妻子打理,对丈夫的帮助当然不小,至少丈夫不用把太多精力花在家用上。
在这些由妻子打理经济的学者家庭中,妻子都是比较有说话权的,至少在经济事务上,丈夫比较听从妻子的意见——刚愎自用或瞎指挥的还是比较少的,当然多数学者是不屑谈经济,反正妻子处理就好,如果妻子还有学问,那就更能获得这些学者丈夫或官员丈夫的尊重了。
也有不和谐的学者家庭。比如家里经济不好的,丈夫一心扑在学问上,却无视妻子的付出,还认为妻子是钻在钱眼里的“俗物”,妻子就有怨气了。像那些居官清廉c家庭出身又不富裕的官员家庭就有这样的,丈夫觉得妻子老讲钱是小人贪利,妻子觉得丈夫不管家里,夫妇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在商人家庭中,则重利比较多,妻子若有经济头脑,对丈夫帮助大的,就得丈夫看重,否则那也只是摆设。
名可秀针对的不是商人家庭。这个社会是以士大夫和文人为主导,商人并不属于精英阶层。精英阶层怎么做,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成为包括商人在内的下层的效仿。
她讲道,人的道德有高下,人的才能有强弱,男女之间也是如此。或者讲,夫妇各有所长。有的长于经学,有的长于书画,有的长于经济,有的长于人际各有禀赋才能。一个家要有“纲”,要有承担家主责任的人。有些做学问的丈夫不通经济,或者不屑讲经济,是妻子在支撑家用,担负起丈夫应该承担的家庭经济责任,双方在家庭的责任承负上发生了变化,相处就更要讲“中节”了。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你不能让妻子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却不给她应有的权利,或者认为她的付出是应该的,那就失中,过分了——丈夫空担着家主的责任却在躺着享受妻子的辛劳,那是什么?米仓里的老鼠,养肥它不说,还咬你。
名可秀讲,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丈夫如果担不起家主责任,或是没有这个能力,或者精力放在学问上,那就把权利往妻子那边移一些,这就是“发而中节”了——让有能力的人去射箭啊。或者双方共同承担家主的责任,有商有量,这也是“发而中节”。
《中庸》道:“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一个人要修道至让家庭能够和乐。如果家庭都不能和乐,无法去团体。如果能够去团体了,然后再谈国家。
名可秀道,这就是《中庸》的方法论:处在合适的位置上,并随角色的不同调整位置,从修心做起,从子女之道做起,从夫妇之道做起,再讲朋友,再讲团体,再讲治学为世的立德立言,或为官治国的立德立功。
作者有话要说:早上走得匆忙,差点忘了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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