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镇关西 0540 关中虽险，不复天府

    翻完姚元崇所呈交的名册后，李潼又询问道：“选募的章程拟定好没有？”

    眼下的他的确是缺人才使用，但也并不打算将所有投用的人打包全收，他这里又不是垃圾场，必要的考核还是要有的，而且标准还要摆的非常严格。

    姚元崇闻言后便点点头：“眼下所拟，经术、诗文、弓马等专类，各取专才。只待殿下教命，近日便可选募充用。”

    如今的姚元崇，也算是迈进了南省高官序列，尽管没有主持过吏部的铨选，但兵部也有类似的选举行为，对于这一套章程倒是并不陌生。

    当然未经朝廷授意，他们在长安搞这些肯定是不妥的，顶多是用雍王私人的名义搞些类似集会，肯定是不能完全比拟朝廷才选。

    李潼将章程翻看一下后，便点头道：“就这么做吧，参选之众着他们各自在家待召，近日不准随意出城远行。”

    说完后，他见姚元崇一脸欲言又止的样子，便又笑道：“有事直说。”

    姚元崇闻言后便深吸一口气，开口说道：“宋参军近日在城外诸营，用事颇悖常例。特别营中辟募寒士，使人颇有微词。”

    宋璟是由姚元崇向雍王举荐，他自己当然对这个年轻人的才能颇为看好，但宋璟近日的一些行为，在姚元崇看来，谈不上好坏，关键是不合时宜、过于激进了一些。

    本来姚元崇是不打算在雍王面前讲起这个话题，他此前对宋璟略有暗示，但宋璟仍然故我，特别不久前还递入府中一份选用寒士的名单，姚元崇觉得还是要说一说。

    “诚然才力进用，无需细分士庶。特别西京百废待兴，更需广募才士。西京勋爵诸家，权势长沐，恐不能专心于事，这诚是一患，需仔细审辨查用。但宋参军所录送者，多数都是营中待罪之身，是非混淆，昏于大义，贸然授事，终究还是有些不妥。”

    姚元崇是知道宋璟敢这么做、自然是得了雍王的授意，同时他也能感受到雍王殿下对西京这些勋贵人家的抵触，说起话来还是不失委婉，但也要将自己对此的看法表明。

    西京人家执迷权势、热衷自肥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他们的教养与才干肯定是要强于一般的庶民，如果仅仅只是出于势位方面的考虑疏远与打压，这对于长安的归治乃至于整个关内道的经营，是颇为不利的。

    关内道职官，多了不说，几千人是需要的。如果仅仅只是因为出身便先将一部分人排斥在外，这实在不利于在整个关内道建立起有效的管制。

    寒士之中也并非尽是才能猥下者，但相对而言，其中涌现合格人才的几率肯定不大。

    宋璟直接在乱民营中选募人才，往低了说，是降低人才录取的标准，往严重了说，则是直接动摇了雍王一系的凝聚力，毕竟大凡稍具才干、节操的人，谁也不愿意与罪囚共事同伍。

    而且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造成西京今次动乱的，主要便是周边乡野涌入长安城的那些客民们。无论这些客民有多寒苦无奈，他们给长安造成的破坏那是实打实的，长安土民仇视客民，这是人之常情。

    雍王殿下心存仁念，对乱民们进行赈抚，这没有什么。可是如果大肆取录客民入幕府担任官吏，这在长安土民们看来，那就是赤裸裸的包庇。

    如果处理不好，会让土客之间的矛盾加剧，下一次再爆发出来，可能就是更加严重的动乱。

    听完了姚元崇的陈述，李潼一时间也沉默下来，片刻后才又开口说道：“此前宋参军进言此事，也曾陈述土客纠纷。未来土民、客民之患，也确是长安能否复治的一个关键。这件事如果不妥善处理，则必内耗深重，更难存志望外。”

    长安多窄乡，所以土民与客民之间的矛盾显得尤其尖锐。这还不仅仅只是籍民编户问题，还涉及到土地等生产资源的分配，是一个政权能否长期保持稳定的基础。

    姚元崇与宋璟都不约而同的注意到这个问题，且都将之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对于这一点，李潼倒也并不感觉意外。

    这两位俱都是开元前期的名相，给开天盛世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未来大唐之所以能够在接连经历武周与中宗朝的动荡后快速回复国力，重新冲出疆土缔造一个浩大声势，这两位可谓是功不可没。

    他们除了营造开元初期相对清明的政治生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当然也不能说是解决，因为这个矛盾是农耕政权始终存在的，只是在他们的任期内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缓解，奠定了一个国力复兴的基础。

    姚元崇与宋璟接连罢相后，大唐的政局中虽然仍然不乏名相，但在生产资源的分配上，力度远不如这两人大，甚至宋璟之所以被罢相，也在于对权贵阶级的利益触犯激发了众怒。

    后继的宰相们，虽然也都不乏亮眼表现，但都没有超越姚、宋两人的社稷大计。

    宇文融、裴耀卿等搂钱小能手一个个上台，甚至就连奸相李林甫都创设了长行旨这种节约行政开支、且多为后世效法的良策，但对国力的提升已经远远比不上姚宋二人。

    而在安史之乱后，一代能臣刘晏的财政改革虽然卓有成效，但其重点在于区域资源的整合与调度，在物流方面加大力度。

    至于唐德宗年间所推行的两税法，虽然是税法改革的里程碑式进步，但也意味着原本的统治技术已经不足维持，朝廷不得不在承认现有社会资源分配的前提下开拓财源，而且已经丧失了将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能力。

    土、客矛盾，有一个核心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但是这种大法，不可轻用，因为关键一点在于，你的屁股坐在哪里。

    李潼内心里，当然是愿意跟人民群众们站在一起，否则他对长安城中这些权贵们便不会是如此凶恶态度。可问题是，人民群众未必愿意跟他站在一起，或者说眼下的人民群众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迎接这一变故。

    最直接的一个现象就是，长安城中闹乱月余，这些乱民们甚至连权贵聚居的朱雀大街东部坊区都攻不下来，唯一攻破的一次还是长安城那十几家勋贵开门揖盗、准备祸水西引。

    思想和组织建设都搞不上来，李潼也很无奈啊。

    他现在还没达到举世无敌的高度，同样也需要继续吸纳与积攒力量，否则单凭他一个人想要进行这种程度的社会改革，绝对会被反击力冲的渣都不剩，那些民众们眼下还不具备保护和支持他的力量。

    所以当宋璟提出要在乱民中招募一部分才力，李潼尽管觉得有些不妥，但还是点头同意了。想要让人民们获得支持和保护他的力量，前期的扶植和投入少不了。万事开头难，总要走出第一步。

    宋璟与姚元崇分别进言，所论述都是一个问题，但态度却有些针锋相对。倒也谈不上完全相左，只不过宋璟相对要更加激进一些，他是站在客民一方考虑问题。

    至于姚元崇，则就相对考虑土民更多，略显保守，希望能够在维持旧有秩序的情况下，对土民稍作倾斜，而对客民稍作打压。

    这两种态度，谈不上谁优谁劣，也不是路线之争，无非轻重有别。但是讲到更合时宜，无疑是姚元崇。毕竟无论是资历还是政治成熟度，包括在阵营中的成长度，姚元崇都要高于宋璟。

    宋璟眼下所考虑的还仅仅只是解决土客问题，但是姚元崇所考虑的范围要更广，要让长安尽快恢复秩序、重新激发活力，要保证雍王殿下能够更进一步的影响和控制边疆的武力团体，乃至于未来回归神都，这都需要保证关中长期稳定拥有造血能力。

    想要让关中尽快恢复平稳的发展，对于旧有秩序就不能破坏太多。

    讲到这个问题，姚元崇一脸正色道：“关中虽有四拥之险，但已经不复天府之实。西、北俱为心腹之患，东出或有鼎器之争，此为暂守之境，绝非久拥之乡，于此耗力太深，则必得不偿失！”

    李潼闻言后又是一阵默然，他倒并不奇怪姚元崇已经看破他的小心思，毕竟秃头上的虱子，爬的再快也是那样鲜明。

    “土民、客民，俱为王民。如今互攻成仇，但客民终究势弱，我若不活之，则其众未必能活。所以眼下所求，便是能让这两者各有所得，各有安慰。”

    李潼内心里，当然也更加认可姚元崇，土民无论赋税还是兵源，都是较之客民更稳定的群体。

    但他既然支持了宋璟，当然不会朝令夕改，想了想之后，他又对姚元崇说道：“堂中谈论，总是言虚，不如同出巡营，暂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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