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2棵树

    洗了一天的衣服，手上的肉被洗衣粉水泡得已经皮开肉胀，我坐在夕阳的余晖里，小心翼翼的修剪着指甲和翻起的肉刺。

    父亲又在院里挨个推开屋门，看上半天又缓缓地关上，许久看着夕阳下的我，紧紧地抿着嘴，发出了一声轻叹。

    “喂，马师傅，你是不是西门口收木头的？最近木头的行情怎么样？”父亲认真地听着电话里的陌生口音。

    “行行行，明天你过来看看么，木头都是好木，差不多的话我就卖了，你出了西门沿着公路直直走，三公里处的三岔口往左手拐，我在那等你。”

    父亲再给对方详细的说了地址后挂了电话。

    “真打算卖了吗”我盯着父亲的眼睛问他。

    “卖了吧，留着也没用了，本来想着你们快结婚的时候把这老房子倒腾一下，现在我也没这个心劲儿了，能卖点算点儿吧。”

    父亲说着又是一声长叹。

    “十年了，你守了它们整整十年，后悔不”

    “不后悔！如果那些树被他们伐了，我这辈子都会抬不起头的。你母亲也是。”

    父亲嘴角抽动着，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依然充满愤怒。

    十年前的夏天，那年我正在上小学六年级。放学的时候，我看到校长室门口围着很多人，好奇心驱使我挤进了人群当中。那一幕，虽然过了十年，却还历历在目。

    我清楚地看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老年斑已经长满了他光秃秃的脑袋，正坐在地上紧紧地抱着一个中年男子的腿，嘴里大大咧咧的骂着。

    中年男子脸上带着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时不时的拉着地上的老头往前拖拽着，嘴里谩骂着各种污言秽语。

    人群中，我瞪大眼睛看到坐在地上的那个老人正是我的爷爷。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可眼前他正被人此般的凌辱着。

    羞怒，恐惧的感觉立刻包围了我，我撒开腿挤出人群就往家里跑，一边跑一边开始嚎啕大哭，我要把看到的告诉父亲，告诉母亲。

    一进家门我就看到母亲阴沉着脸坐在地坪上，一只脚光着，鞋子坐在屁股下面。甩头擤了一下鼻涕。

    母亲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看到母亲眼睛红红的有点水肿，像是刚哭过的样子。

    掀开门帘，我看到父亲坐在屋里，闭着眼睛仰着头靠在沙发上，桌子上有只空空的玻璃杯，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酒味。我没敢做声地退了出来。

    “到底怎么了母亲？”我摇着母亲的腿，看着一言不发的母亲问到。

    母亲还是一声不吭的低着头。我一着急便哭出了声。

    “我看到爷爷”

    “你不管，既然他们胡作非为，你爷爷他们就养活起。”

    母亲恨恨的说着，有低头醒了一把鼻涕，接着用鞋底擦了几下。

    “我们学校后边的树被人伐了，他们说那他们的，欺人太甚！”

    母亲说着又抹起了眼泪。

    “那些树是你爷爷二十多年的心血，他们就是看着木头现在值钱了，眼红了。”

    母亲委屈的就像个孩子丢失了心爱的玩具。

    学校后边有两排高大的杨树，从我记事起及就知道，每次下水爷爷就扛着铁锨拖着一瘸一拐的腿去学校后边浇水。

    队里人都知道，爷爷有二十多棵大白杨，长的又粗又高。爷爷和其他老头开玩笑总会说，等我哪天闭了眼，就让儿子伐两棵坐棺木板。

    我记得奶奶刚去世那年，我才二年级，春天风刮得很厉害，有棵大白杨的树梢断了，把学校房顶上的瓦片和房檐砸烂了，当时的校长找到了我们家，呵斥父亲要是砸着了上学的娃娃怎么办！

    父亲扛着梯子，拿着木板工具在学校的屋顶上叮叮当当得修葺了一下午。

    母亲说，父亲性子犟，说话直，在村里得罪了几个人，他们伙同到一起，找了一位学校曾经退休的老教师，非要说那二十多棵大白杨是集体的树，大家都有权利分。便伐到了其中的四棵，父亲去找他们理论，差点跟他们打了起来。

    爷爷照顾了那些树二十多年了，看的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哪里容得下别人这么明目张胆的抢。

    母亲正给我说着，就见父亲红着脸从房间里冲了出来，父亲气急败坏的在窗台上找着东西。

    父亲拎起一把镰刀就往门外走，母亲半跪着一把抱住了父亲的腰，哭喊着不要让父亲做傻事。

    “你没脑子吗？你就是把他们都砍了能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两个娃。”

    我在后面哇的一声开始哭了，跑到父亲面前哀求的看着他。

    父亲听到了我的哭声，扔下了手里的镰刀，坐在地上就哭了起来。

    天黑的时候爷爷被邻居家的人送了回来，爷爷还是张着嘴不停的咒骂着我听不懂的人名儿。

    第二天一大早几个穿着警服的同志到了我们家，说有人报警，举报我们家侵占公共财产。爷爷一听就又开始咒骂起来。

    那段时间每天下午回家，家里总有陌生的面孔，有时候是穿着白衬衣黑裤子戴着眼镜的人，他们看起来都很斯文，母亲说那些人都是镇上的领导，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

    父亲站在他们中间，大声的给他们解释着，好多次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父亲跟镇上的领导解释，这些树是土地改革后，各家各户分配到自留地的时候种的，按时间推算至少有二十三个年头了，可那位退休的老教师一口咬定，树是建学校的时候种的，最多只有十五年的时间。

    双方坚持不下，父亲就指出了在学校当老师的芸伯作证，芸伯家跟我们家是几十年的世交。他比父亲大个十多岁，所有的事情他都是清清楚楚的。父亲也相信芸伯一定会为我们家作证的。

    父亲找到了芸伯，芸伯告诉父亲树肯定是爷爷种的，白的黑不了，让父亲放心，他会为了兄弟出面跟镇上的领导证明的。

    几天之后，父亲带着镇上的工作组去了芸伯家，领导们说在调查取证的时候父亲必须回避，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父亲看到芸伯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便没再说话退出了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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